社会流动与机会平等

發佈時間:2010-03-29   來源: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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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报 2010-3-29 雷鼎鸣


二○○一年一月,美国的一架侦察机在海南岛附近与中国一只军机相撞,我当时写过一篇评论文章,今天尚觉颇有启示。事缘中美双方为事件展开宣传战,美方为了证明中方的王伟是一个鲁莽飞行员,曾播出一段录像,声称是美国飞行员在机上所拍。画面显示中方飞机飞得很近。中方不甘示弱,也抛出另一套录像,为中方军机所拍,美机似有直冲而来的态势。

这两段录像其实都证明不了什么。中学物理课中有所谓「相对速度」,我们在下雨时开车,可见到雨点冲向车辆。但究竟是汽车冲向雨点还是雨点冲向汽车,本来便没有什么分别。我们若以美方军机的照相机作参考点,那么便是中方军机冲向美机。反之,以中方的照相机作参考点,则是美方撞过来了。

此等事物的相对性,可助我们体会不少意识形态争拗的虚妄。对立的双方,总觉得对方有不可告人的利益或邪恶立场,自己则是正义的化身。很多时候,双方都是对自己的观点深信不疑,正如坐在自己飞机中,自己冲向别人也会见到是别人冲过来。

在学术探讨或对社会认知上,我讨厌意识形态的争论。但世上万物之理又是否只是虚无缥缈地充满相对性?我们有没有一把较为绝对的参考座标?我相信是有的,就是凡事皆看客观证据。在反智的社会,此点尤为必要。

机会平等指标为社会流动

贫富问题无疑是充满意识形态的。假如我们把收入分配是否均匀作为一目标,我们很容易在历史经验中找到大量例子指出它与生产效率及经济增长有矛盾。中国从「做又三十六,不做又三十六」走到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继而取得增长上的巨大成功,便正是它选择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后果。作为老师,我也绝不会平均主义地把整班学生都给予同一分数,而对不同分数代表着的背后努力不屑一顾,因为按照我自己的意识形态,这种平等是不公正的。话虽如此,以效率代替结局上的平等,又不见得是人人接受的道理。若社会的价值观变得认为均贫比不同人有差异的富裕更加合乎理想,在科学分析上没有谁可以提出反驳的道理。

平等是否一定与经济增长有矛盾?假如我们用的是结局上平等的概念,这个矛盾不易避免。但我们谈的若是机会上的平等,它与增长却是可以相辅相成,没有什么冲突。不同的意识形态或许都可以较易接受。

量度机会平等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社会的流动性。很多人认为,近年香港的流动性减慢了。以下我会论证,流动性的快慢与经济的好坏有着密切关系。经济水平低企或经济增长速度缓慢,人民往上流动的机会将大大减少。反之,若社会充满往上流动的机会,人民自会被激励更加奋发向上,这样对经济的产量及人民的收入也大有裨益。

香港近年的社会流动性如何?上周我的文章指出,十多年来香港住户的平均收入根本停滞不前。在经济表现平庸的态势下,社会的流动性或机会平等不可能不受到制约。但实情如何,我们不能靠猜测代替实数的量度,而量度则需要高质的数据库及合理的方法。

我用的数据是历年人口普查的原始数据。政府在网上公布了这些数据大量的总体性图表,但不能满足严肃研究的需要。不过,政府有出售百分之五抽样的原始数据,价钱三千余元,颇贵!数据库中有几十万人的全部个人及住户数据。

以收入组群量度社会流动

量度流动性的一个简单方法,是把不同收入组群的住户数目找出来,再看看穷住户或富住户的数目是增加还是减少。但用住户数目有很大的缺点。例如,某住户月入一万元但有五个成员,另一住户月入五千但只有一个成员。究竟哪一户更富有?近年香港住户结构急剧变化,平均成员数目大幅下降,我们有必要对此作出调整。

【附表】的数据是把每一户的总收入及其成员人数都找出来,再算出住户的人均收入。所用的收入都是实质收入,以一九九六年物价计算。自二○○○年起,香港实施了强积金,雇主每月要把雇员入息的百分之五注入雇员户口(一千元为上限),这笔数也有必要包括在调整之内。

从附表可见,一九九六年有百分之零点○五的人口分得的收入是零,二○○六年则增至百分之一点一。除此以外,月入六千元以下的每一个收入组群的人数都在减少,但自六千元以上,所有收入组群人数都有增加。换言之,除零收入的细小组群外,人均六千元以下的低收入人口比例有所减少,中高收入的则上升。香港社会还是有点社会流动性!不过,十年才有这种变化,速度可算颇为缓慢。

附表中不能忽视的一点是零收入的人口比例有所增加。零收入等于自己所属的住户没有任何成员有工作。一九九六年人口普查期间,香港的失业率是百分之二点八,二○○六年是百分之五点二,相差了二点四个百分点,足够解释二○○六年百分之一点○一的人属于零收入的住户。

一九九六至二○○六年香港经济增长缓慢,从附表可算出,十年内低收入人口只下降了百分之十一。但在经济增长较快的一九九一至一九九六年之间,五年内个人主要入息在八千元以下的,人数却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七【注】,流动性孰快孰慢,一目了然。

怀旧潮下的记忆失实

上述结果虽在情理之中,但却与当前流行的一些想法不同。后者一般认为,中间收入的住户数目减少了,穷的及富的却都有增加。差别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的论者都没有使用人口普查中更详细的原始数据,以致不能对住户结构所起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

社会中另一种印象是现在年轻人所得到的机会少了,就算读到大学,出头的机会也不多。这个观点部分可能来自吕大乐抒发感情观察入微的《四代香港人》,部分来自某些人对当前情况的主观感觉。

吕大乐认为,婴儿潮世代的港人(一九四六至六五年出生)因为没有多受父母规管,所以较自由及较多机会。这一世代时间很长,成长期又处于香港社会高速变化阶段,所以各人经验可能很不同。在我的年代,我看绝大部分根本没有多少机会。年幼时在家穿胶花几乎是当时千家万户的指定动作。我不少小学同学入读中学也觉负担不起。能进入大学的,机会当然很多,但他们只占人口的几个百分点,哪及今天近三成的人可入大学?

《岁月神偷》是部很写实的电影,勾起了我不少回忆,那时的条件的确比现在差得太多。除教育外,创业亦是社会流动的另一途径。八十年代很多港人到珠三角创业,固然有一些人成功地将中小企变成跨国企业,但更多的是亏了本而变得寂寂无闻。成功背后的动力,总包含着敢于冒险的企业家精神及个人努力。

现在的「笋工」是否比从前少呢?我看不见得。现在每年都有医生、律师毕业,职位肯定不少于几十年前。现在的会计师行每年招收毕业生的规模,也是当年不能相比的。至于不少大学生的至爱,在投资银行做事,更是以前没有的工种。香港社会对不同学位的歧视性,也远不及从前。我大学本科毕业自世界顶尖名校,读者可能不知,香港政府当年是不承认这个学位的。说香港以前的机会比现在多,可能只记得以前的好处,而忘记了殖民时期的丑陋处,多少有点失实。

年轻人对前途感茫然原因

不过,现在又的确有不少年轻人对前途感到茫然。原因可能很多,我并不全面地只谈几个。第一,好工虽也不少,但却被人抢去了。香港大量的中产父母大都对子女教育十分「肉紧」,每逢周末,拖着子女到处学琴、补习、运动,暑期又到世界各处参加各种课程,已是香港生活的一部分。这种环境成长的子女,不见得是吕大乐认为注定要失败的第四代,而是在就业市场中最有竞争力的一批人。投资银行雇用的,也是他们。近年来港的国内尖子又是另一批竞争力特强的人。草根阶层的子女是吃了点亏,但若肯努力,也未必不能追上。

第二,香港没有天然资源,经济上的生存必然要倚靠外面。香港的几个支柱行业,金融、贸易、物流、专业服务全部与全球化关系密切。谁拥有全球化经济所需的技巧及知识,谁便更有机会成功,否则事业会举步维艰。但香港青年人中不认同这个判断的恐怕人数众多,不少人不愿面对世界,宁愿「守护」香港。人各有志,这没有什么不对,我们应该尊重,但一个必须走外向型经济的地方能养得活多少坚持内向的人,却使人疑惑。

第三,香港教育制度问题之多,常使人恼火。现在大学三改四,课程大改革,几乎每一所大学都要加强语文、沟通能力、领导才能、全球视野、中国文化、批判能力等等有利学生面向世界的课程,但改革成败未卜,对当前年轻人亦尚未有影响。不过,这也许可弥补来自基层的学生在这些方面所缺乏的背景,有利改善机会上的平等。

注︰过去十年,我有多组互不相识的学生用不同的人口普查数据或不同的方法研究过香港的社会流动性,结果基本与附表相符。我们就算用最新的住户调查数据,结论也是一样,但数据质量不及人口普查。又附表结果主要是我的学生方宇升所做。又我一直避免使用图表,因为在电子版本中,图表似会在文章中消失。海外读者若读不到附表,可用电邮向我索取。

科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Posted by Gloria HE